香港政治的基本盤并沒有明顯變化

香港修例風波延續數月，許多內地群眾對香港的關注度上升了很多。暴徒種種讓人無法想象的惡行激怒了無數人。交通癱瘓，店鋪被砸打燒毀，大學被占據毀壞的場景觸目驚心，普通人的基本生活都大受影響。

2019年11月24日的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讓很多人無法相信甚至難以接受。2015年區選，建制派還以298:126大幅領先非建制派。2019年建制派與非建制派的席位對比，卻變成59:385�？吹竭@種結果，很多人對香港民意非常失望。相當多人認為，修例引發的動亂讓香港政治格局發生了很不好的大變化。內地輿論雖然對香港的關注度大幅提升，但是對香港的政治卻仍然缺乏了解，急需普及常識。對于區議會選舉結果的“震驚”就是一個例子，如果不了解相關常識，很難正確理解香港政治發生了什么事。

我在區選的前一天發微博對區議會建制派可能大敗提出了警示，很多人出于直覺都表示不相信。建制派慘敗的結果出來，相當多人表示非常震驚。

我雖然意識到建制派可能大敗，但是也希望建制派能守住半數，爭取理想結果。實際結果是建制派比預想的最差情況還要差，直覺上確實相當出人意料。但是仔細看實際數據表現，還是能夠解釋的，主要的支配因素是高達71%的投票率，超高到異常了，情況沒有想的那么差。這就需要了解香港的政治常識。

香港最重要的政治常識之一，就是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基本盤比例，長期就是約四六開。這個格局延續了多年，是各種投票分析的基本出發點，也多次得到了驗證。如果四六開的基本盤發生了變化，如變成一些人以為的二八開，那就是特別大的變化。

先來了解一下比較符合統計直覺的立法會議員選舉。這個選舉1998年剛回歸時是第一次，從2000年開始每四年一次。直到2016年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內地群眾都不是太關注，例如自媒體幾乎沒有相關評論文章。但2020年9月，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必然成為內地群眾的關注焦點，了解一下也有好處。

如2016年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建制與非建制得票率41%對55%，基本是四六的格局。

2016這屆立法會選舉有378萬登記選民，220萬人投了票，投票率是歷來最高的58.28%。這種投票是每個選區固定名額，取前幾名得票多的人當議員。根據人口比例，香港島6席，九龍西6席、九龍東5席，新界西和新界東各9席。由于人口變化，港島從2012年的7席降到6席，九龍西增加1席。《立法會條例》新規定，每區不能少于5席，也不能多于9席。

五個選區投票瓜分35個地區直選議員，投票人的政治傾向是非常明確的。2016年投票結果，建制得到16席占45%，非建制派得到19席占55%，基本符合得票率41:55的分布。這是因為，各陣營會根據基本盤情況，分配參選者進入的選區，分配每人得到的票數，讓選民們集中力量支持有望當選的議員。博弈的平衡點，就是雙方得到的議席占比與得票率相當。

如果得到議席比例明顯低于得票率，這叫“配票失敗”。2012年非建制派就失敗過，地方選區得票率以56.24%領先建制派的42.66%，但是35席中只得到18席，只比建制派17席多1個，明顯出現了大失誤。這是因為同一陣營的人爭奪票數，會吃些虧，也有人呼慘說選情危急讓人來投，最后發現浪費了票數。

2008年立法會地方選區是30個席位，非建制派得票59.5%領先建制派的39.8%，最后當選議員19：11也符合分布。2004年也是30個直選席位，非建制派得票60.5%領先建制派的36.9%，議員數18：12。2000年地區直選是24個席位，非建制派得票60.6%領先建制派的34.9%，最后當選議員16：8。1998年首屆立法會選舉因為剛回歸，任期定為兩年。地方選區20個直選席位，非建制派得票66.2%領先建制派的30.4%，席位是15:5。

歷年來的立法會直選議席統計數據列表如下：

2012年、2016年還有5席“不分區立委”，是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的“超級區選”。建制與非建制派也是2:3分掉5個席位，符合四六開的基本面。

兩大陣營得票率加起來不到100%，是因為有兩三個百分點投給了不可能當選的中間派，也有不到1%的廢票�？梢钥闯觯⒎〞x舉建制得票率就是4成左右，非建制派就是6成左右。而且建制派相比回歸早期，得票率有所上升，從30%出頭慢慢升到40%；而非建制派得票率還有點下降，從60%多，降到了55%、56%。

2016年立法會，建制派地方選區直選出的16人是：

民建聯7人：張國鈞、蔣麗蕓、柯創盛、陳恒鑌、梁志祥、葛珮帆、陳克勤

工聯會3人：郭偉強、黃國健、麥美娟

新民黨3人：葉劉淑儀、田北辰、容海恩

經民聯1人：梁美芬

獨立2人：謝偉俊、何君堯

這些議員經過激烈的拉票斗爭后當選，知名度較高，每人得票都有好幾萬票�？傮w來說，立法會地區直選是香港爭奪得最激烈的選戰，每屆都有不少熱鬧，建制和泛民陣營波動一席都是大事。當選議員后，基本年薪就過百萬，還有很多津貼，以及用于辦公的上百萬補助，待遇非常好。候選人會非常賣力地拉票，發動支持者來投票，選情激烈。

特首是五年一任，和立法會四年一屆不一樣。特首選舉是在400-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里投票，通過提名的候選人一般為2-3人，斗爭通常不激烈。1996年12月回歸前半年，400人組成的選委會提前選出第一任特首候任。董建華320票當選，楊鐵梁42票，吳光正36票。2002年董建華自動當選，因沒別人能得到足夠提名。2007年選委會是800人，曾蔭權649票勝出，梁家杰123票。2012年梁振英以689票當選，唐英年285票，何俊仁76票。2017年林鄭月娥以777票當選，曾俊華得365票。

還需要解釋一下，什么叫建制派，和對手泛民派如何區分。

不少建制派的政治觀點，如果要深挖，或多或少和內地會有些沖突。本文并不去討論這些問題，而是從行為上進行分析，建制派是愿意少談政治沖突，做實事維護香港經濟與市民生活正常運行和發展的。

香港的政治基本情況是，建制派維持體制運行，泛民往好里說是制衡，往壞里說是整天借民主名義搞破壞，把各種議題拖慢到不可忍受甚至攪黃掉�；貧w之后，泛民逐漸搞成了“逢中必反”，幾乎所有事都和中央政府對著干。泛民的特征是政治化，什么事都要上升到民主政治上綱上線，擴大對立沖突，將對手打成民主的敵人。

建制派在立法會地區直選中，一直小幅落后泛民，這并不是新鮮情況。為了讓政府正常運營，回歸前就進行了設計，需要保證建制派的多數。這個機制就是，另外約一半議員由“功能組別”等特定少數人群選出，也算是建制派的。所以建制派仍然能夠讓立法會運行不至于失控，但也常規地被泛民攪得效率低下。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

香港政治層面上，遲遲不肯通過23條“自行立法”，等于是不滿足《基本法》的要求。這是一個政治斗爭焦點，如果能通過23條立法，則香港局面會大為肅清。但在香港內部有很大阻力，不少建制派也不支持23條立法。泛民派的主要活動，是要求中央讓香港搞特首和立法會議員“雙普選”，全部直接投票。最后發展到不惜徹底毀掉香港的前途，也要支持暴徒的各種砸打暴行。

以上是香港的基本政治脈絡。但是這次引發震動的“區議員選舉”是什么情況？

區議會選舉在殖民地時期就有，1982年到1994年每3年一次，有5次選舉，規模不大關注不多�；貧w后1999年起，每4年一次，到2019年共6次，通常關注度比立法會選舉低一些。為什么區議會選舉關注度不高？

香港法律規定，區議會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屬于地區層次的議會，就有關地區的管理、福利和制定計劃等向政府提供意見，并負責區內的環境、康樂、文化及社區活動等。區議員的主要活動就是服務社區，如改善社區交通，提升菜場清潔度，增加社區娛樂設施。這些也不是直接就能做了，而是要報計劃給政府，由政府具體組織施工等活動。有些區議員列舉成就時會顯得非常細，如成功向政府申請，給某個車站加裝了防雨頂棚。

可以看出，區議員就相當于街道辦主任一樣，沒有什么政治權力，待遇也比立法會議員差多了。2015年當選的第五屆區議員，每月薪金增加15%，由25760元提升至29620元。這每月3萬的收入不能說差，但在香港并不是很有吸引力，跟立法會議員完全無法比，也比不上政府公務員、學校教師。

建制派習慣走區議會的道路，從底層做起。如2015年成為民建聯主席的李慧瓊，1999年25歲時就在土瓜灣北當選區議員，在當地一直服務社會根基深厚，到2019年連任6屆區議員。雖然區議員沒有特別大的好處，但是也有一定新聞關注度，長年累月積累聲望，再去選立法會委員或者其它重要職務也就夠條件了。建制派的人比較重視區議員服務路線，每屆區議會400多個職位都有人去選。

泛民派的政治人物，相對來說比較喜歡“一炮而紅”的模式。如有些人20多歲沖鋒在前激進反政府獲得名聲，一舉當選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這比搞底層社區服務辛苦選區議員要好多了。如羅冠聰，2016年23歲就當選立法會議員。他成績不太好沒考上大學，先到嶺南大學的社區大學讀課程，一年后再考入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大學和專業都不太好，本來出路不太行，但是找到了社會運動的混法。他混成學生會主席，在2014年“占中運動”中賣力演出，焚燒中央政府白皮書；因非法集會被警察抓捕，獲得名氣，成為學聯秘書長。通過各種激進動作在泛民基本盤中獲得足夠名聲，最后當選立法會議員。后來因立法會宣誓時侮辱中央政府，和另外三個泛民議員都被取消了議員資格。再后來在2019年8月，在運動中跑耶魯讀書去了。

理論上來說，泛民的發展理論也是要從區議員做起，宣傳中也說要服務好社區，要重視區議會選舉。但是實際表現出來就沒那么重視，區議員400多個選區，經常找不到人出來辛苦地搞服務打選戰，多區棄選。區議員選舉正常就是比服務社區，政治意味相對少。要制定服務社區的計劃，深入社區作實事，要去站街拉票，形象親和讓街坊喜歡，要比對手的服務做得好。實踐說明，這并不是泛民擅長的。

這種“服務選民”為主的選舉，本應該是基層民主的正確發展方向，屬于“正派”功夫，中央政府也是支持的。泛民陣營卻有不少人喜歡用“煽動仇恨”的搞法拉選票，是“邪派”功夫�？梢钥隙ǖ卣f，香港的亂象，與泛民陣營的有意煽動仇恨有直接關系。把仇恨煽起來了，就不用辛苦做實事了，只要把對手打成和仇恨對象一伙的就行了。

可悲的是，香港、臺灣，以及全球不少地方的選舉，都是這一套煽動邏輯橫行，搞成了幼稚甚至邪惡的民主實踐。剛回歸的時候泛民還在發展，煽動邏輯還不是太過火，也有些搞社區服務的。搞了多年，泛民內部惡性因素發作，發現煽動仇恨有效，成了泛民維持體系的核心方法，加上美國顏色革命，直到近來走上了極端邪惡的路線。

但在過去多屆區議會選舉，就算是用煽動仇恨的手法去搞，也不一定管用。區議會因為政治意味少，不一定煽動得起來。選民問的是候選人能為社區做什么，如果答說搞反中斗爭，會比較離譜。就算通過煽動選上了，上任后就要去搞社區服務了，并不是像立法會議員那樣坐著開會。難道還能“改邪歸正”，真去搞服務？辛苦搞服務，就算搞下來聲望增長了一些，肯定比不上那些沖殺在前的泛民噴子名氣增長快，還是得去沖殺挑事快速崛起。

多年下來情況就是，建制派的人在基本盤不占優的情況下，通過草根底層服務路線，在區議員這個層面，取得了人數優勢。有些區議員并不先天就是建制派，先是獨立的，但是走草根服務路線的人，容易認同建制派的理念，最后順理成章加入建制派。非建制派的人要么不來選，多區棄選，讓建制派的人“自動當選”；來選的如果煽動不了基本盤出來投票，多半也會選輸。如2015年區議會選舉，431個席位中，建制派66人自動當選。

通常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會比后一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低10個百分點左右。從投票人群看，建制派靠拿手的服務路線發動街坊比較有效，泛民來選的一般至少要裝作走服務路線，不好上來就煽動仇恨，對基本盤的動員力度有限。所以區議會選舉一般不是基本盤對拼的模式，統計出來的得票率和議席數是建制派占優。這其實是一個有些奇怪的局面，基本盤落后一些的建制派，通過老實服務，在去政治化的小選舉中能占優。

所以香港政治分析界的基本常識是：如果投票率高，就有利泛民，如立法會直選議員；投票率低，就是建制派有利，如區議會選舉。2007、2011、2015都是這個模式，以民建聯為首的建制派都大勝泛民派。這背后的邏輯是，投票率高，代表選舉政治化，投票率低，代表選舉偏實務。

1999年是第一次區議會選舉390個直選議席中，泛民的前身民主黨與民協共獲得106席，民建聯等其它派獲得138，獨立無派的是146席。此時陣營初步成形，是建制派有優勢。

2003年發生了SARS等事件，香港經濟慘遭多重打擊，房價跌入谷底，許多中產甚至明星都破產了，7月1日有聲勢很大的游行。許多中產都對香港政府的行政能力產生嚴重質疑，飽受壓力的董建華2005年3月辭去職務（后來很多人面對高漲的房價，發現錯怪了他）。2003年11月23日的區議會選舉，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很多選民進入了反政府表態的模式，投票率相對沖高到44.1%。

非建制派這年區議會選舉勝利，在400個民選議席中，民主黨和民主派共取得246席。民建聯多人被非建制派擊敗，只有62人當選，比上屆少了21席，當選率僅三成，是建黨以來的大挫折。非建制派大勝之后，曾經設想趁勝追擊，擴大勝利，走議會路線。

但是到2007年區議會選舉，不少2003年因政治原因當選的泛民區議員，被發現服務社區做得很差，大失民望。而香港經濟得到內地大力幫助恢復了，市民對政府總體轉向信任。民建聯反思2003年的失敗，扎實派人深入社區服務，恢復了元氣。這年建制派就勝利了，區議員數量299對非建制派106大幅翻盤，并且確立了工作方法和勝利模式。這時也是雙方關系最好的時候，主流的港人覺得，內地幫助香港恢復經濟，對港人的自由生活也有保證，并未像回歸前一些人嚇唬的那樣會搞鎮壓。

2011年延續模式，建制派區議員數量299對103領先非建制派；2015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仍以298對126領先非建制派。這兩年投票率41.49%、47.01%逐漸走高，建制派仍然獲勝，有些分析甚至認為，也許建制派找到了“投票率高也能打敗非建制派”的方法。（注：各陣營的當選區議員數量統計可能小有出入，因各種派別以及獨立人士歸哪邊有時模糊不清。）

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從2011年起，泛民已經有在區議會選舉中出茅招（又叫出千，用非正常、非公平手段獲勝）的傾向。特別是在2015年，一些占中運動中出名的年青人出來參選，擺明了就不是來做服務的。雖然成效不大，但是投票率走高也有一定的因素。2009年希拉里就任國務卿，提出了“軟實力”，在全球大搞顏色革命。此時泛民派一些人認為，按正常的議會路線對打，民建聯的路線會逐漸取得優勢。就算大搞政治化，泛民也有失去基本盤的危險。泛民終于走上了禍國殃民的極端路線，都不滿足于一般的民主政治理論教育，而是煽動年青人的仇恨，不擇手段煽動香港人對內地普通人的仇恨，搞起了令人不齒的種族主義下流手段。

也許是時機不對，泛民2015年區選中，并未大規模搞煽動選舉，宣傳中還是服務社區的模式為主，仍被建制派擊敗。

由于過去多年區選舉的低投票率和去政治化風格，一般人并沒有注意到，區選是能夠極度放大泛民基本盤優勢的“單選制”。和立法會議員按得票率分議員數不同，區議員需要兩兩對決，贏者得全部，輸者什么也沒有。如果兩個陣營得票是6:4，極端情況下，通過安排好400多席位的兩兩對決的票數，占優的陣營甚至可以得到全部的席位！

在過去建制派占優的區選中，建制派的議席數是非建制派的兩三倍，但是得票率只領先8個百分點左右，放大效應是歸建制派的。

2019年因為特殊的政治情況，非建制派和建制派在本來應該去政治化的區選，搞成了極端政治化的基本盤對決。投票率71.2%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數字，比上屆的47.01%高了24個百分點，也比本應更熱鬧的立法會選舉都高了13個百分點。

按基本盤，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建制得票率42.3%，對手56.9%，這個格局按基本盤是屬于正常，雙方都沒有突破。但是因為區議員特殊的“單選制”，對建制派就一個無法接受的慘敗，議員席會只有對手的七分之一，雖然只有不到15個點的得票率差距。這是一個符合統計學的結果，如果建制派不動員會輸更慘。

今年泛民進行總動員，空降了很多人到區選，不再棄選，毫無社區服務經驗專搞運動的“素人”大批上陣。建制派也進行了總動員，爭取連任的人絕對得票數都升了不少。71%的投票率是雙方總動員，加上空前緊張的對抗局面搞出來的。也是雙方基本盤前所未有的全面展示。

區議員選舉，不講社區服務了，變成了站隊表態，比立法會議員還要政治化了，應該是歷來政治化程度最高的選舉。實際上，很多建制派參選人的口號，也不是服務社區了，而是支持政府止暴制亂，一定要出來投票防止香港被毀滅。而泛民的口號更是簡單直接，就是政治對決。

投票結果說明，建制派選民全面動起來了，幾乎最大程度地投了“止暴票”，達到了四成的基本盤。建制派的基本盤還是有的，“止暴制亂”的口號，能深入建制派基本盤的內心，也符合建制派一貫的政治行為邏輯。建制派的基本盤沒有崩盤，并未如有的評論那樣認為，因為對政府失望，反去投泛民了。

而泛民基本盤也是全面發動，沒有和民主理論解釋不通的暴力切割。心理因素上，泛民基本盤認為，鬧事的青年不是暴徒，就算犯了法也應該特赦。鬧事行為雖然極端了些，砸壞了一些東西，但負責任的應該是港府，拒不答應本方的要求。這種邏輯非常荒謬，但是心理上大批人確實可能走向這個極端。這種烏合之眾群盲政治的荒唐邏輯，往往導致極為慘重的后果，直至系統崩潰才搞不下去了，因為都活不下去了，沒法鬼扯了。

區議會選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搞出了71.2%的極高投票率，極度放大了泛民的優勢。這個特殊情況和上屆對比非常強烈，如果不加以分析，會覺得難以理解，很容易認為香港政治基本格局都發生了劇變。非建制派忽然增加的200多席區議員，情況可參考2003年，可以預計去政治化后，社區服務還是會得到低分。

有些評論認為，香港年青人幾乎都反對政府，未來情況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