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中沒有哪個問題像匯率這樣易于受到政治上錯誤表述的影響。近日的事實正是對這一觀點的又一個完美證明。
上周二，由于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壓力，日本央行投票決定將通脹目標從1%上調到2%，并要“盡早”達成這一目標。為此，日本央行將在一年后開始每個月購買數額為1400億美元以短期國債為主的資產。
日本這一舉措引發了一輪警告，[南京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稱有可能會立即導致“貨幣戰爭”。率先發難的是俄羅斯央行第一副主席阿列克謝•烏盧卡耶夫，緊隨其后的是德國央行行長延斯•魏德曼和韓國財政部長樸宰完。
魏德曼暗指日本央行的舉動是一次“驚人的違規行為”，代表著“央行獨立性的終結”。對此日本人迅速做出回應。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回擊說：“德國是出口受益于歐元區固定匯率制度最多的國家，他沒資格做出這種批評。”
當然在達沃斯眾人并沒因為這事大打出手——這也不太可能發生，不過還是讓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探討一下這件事。先考慮如下四個事實。
首先，回到上世紀30年代，很明顯誰發動了貨幣戰爭。在大蕭條之前，多數國家都實行金本位，也就是貨幣與黃金的兌換率固定。1931年9月英國脫離金本位時引發了一波競爭性貶值的熱潮。正如經濟學家巴里•埃森格林指出的那樣，脫離金本位是從大蕭條走向復蘇的第一個必要步驟。英鎊采取浮動匯率不僅令英國出口商品更廉價，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英國央行能夠采取關注國內需求的貨幣政策。
然而，如今我們生活在法定貨幣時代，匯率多數是浮動的。1971年8月份，當理查德•尼克松終止美元與黃金的自由兌換之時，金本位的最后遺跡也被掃除干凈。從這點來說，2013年一個國家指責另一個國家發動貨幣戰爭是荒謬的。實際上這場戰爭已經進行了逾40年，它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其次，我們應思考日本的形勢有多么嚴峻。這個國家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一直處于近乎停滯的狀態。以日元計的日本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仍然與20年前的水平差不多。日本的公共債務處于極高的、難以為繼的水平。日本的人口狀況是世界上最糟的。因此，別再為難他們了。
第三，日本央行的措施根本算不上革命性。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2013年沒有提出新的資產購買計劃，2014年的資產購買計劃凈影響也將有限，因為計劃購買的大部分資產都將是即將到期的短期債券。2014年資產購買凈增額將僅為10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GDP的2%左右。
比較一下美聯儲的政策。自金融危機開始以來，美聯儲的政策一直比日本央行的極端。上上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首次超過了3萬億美元。如果美聯儲在 2013年剩余的時間里繼續以每個月850億美元的速度購買資產，它的長期資產將進一步增加1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6%至7%。這還只是今年的數字，不包括明年的。
第四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政客和公眾往往關注名義匯率短期變動，這可能制造很大響動，但卻沒有多少效果。誠然，日元對美元的名義匯率自去年9月以來顯著走弱。那時，1美元僅能兌換77日元。如今，1美元可兌換90多日元。但回想上世紀90年代初，1美元還可兌換158日元，另外除1995年一段短暫的時期之外，1美元只能兌換不到90日元的日子自2010年中期才開始，那么如今日元這17%的貶值似乎也沒什么大不了的。
無論如何，單單一種貨幣的名義匯率實際上并不十分重要。國際清算銀行(BIS)編制的各種實際匯率要重要得多，這些匯率的編制考慮了與一國進行貿易的所有不同經濟體，尤其關鍵的是，還考慮了相對價格的變化。
考慮這些因素，日本的情形就迥然不同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通縮效應已經使日元的實際有效匯率走弱。從1994年至2007年年中，日元實際有效匯率下跌幅度超過三分之一。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日本不得不把之前所獲的競爭力優勢部分拱手讓出。從2007年8月至2011年10月，日元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幅27%。日本近來的政策只是部分逆轉了這一趨勢。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注冊香港公司登記服務] 韓國和英國一直是過去5年半時間里動作最大的貨幣斗士（自2007年8月以來，韓元和英鎊分別實際貶值了19%和17%）。因此，韓國人成為了上周的虛偽獎得主。至于英國人，難怪乎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把歐洲貨幣聯盟的危機視為一個巨大的政治機會。有些聰明的保守黨成員反對英國加入歐元區，卡梅倫正是其中之一。此外，正因為英國央行一直實施寬松貨幣政策，才緩解了卡梅倫政府實施緊縮政策的痛苦。
過去的兩周里，卡梅倫收獲了許多稱號，唯獨沒有“貨幣斗士”。但他入住唐寧街10號以來所推行政策的部分內容就是悄悄地讓英鎊貶值。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爵士向來樂于助人。他的繼任者馬克•卡尼更是如此。
天真的評論人士認為，卡梅倫承諾在下一次大選之后舉行是否退出歐盟的全民公決，是一種魯莽的舉動。其實，這不但具有政治意義，也有經濟意義，因為它是英鎊悄悄貶值策略的一部分。我要給日本提個醒：匯率戰的勝利屬于采取秘密行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