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銘記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更多地將是因為這次會議標志著中國領導層的一次換屆，而不是因為這次會議發表的任何公告。中國的增長正在放緩，貧富不均正在加劇，腐敗現象猖獗，社會日趨不穩。就在這樣一個時刻，溫家寶把國務院總理的位子傳給了李克強。
溫家寶十年前上臺時，[珠海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走的是民粹主義路線，強調農村經濟的需求。而李克強將把宏大的城鎮化計劃當作醫治中國諸多弊病的藥方。他認為，城鎮化不僅是驅動經濟增長的引擎，還是一把鑰匙，能夠解開中國目前面臨的許多死結——從社會不平等、環境惡化到地方官員的掠奪性征地。
城鎮化是否真是一劑萬靈藥？如今，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會說，這個城市已經太過擁擠了——他們忍受著交通堵塞，呼吸著受到污染的嗆鼻空氣。
然而，擁有十三億人口以及大片不適合居住土地的中國，其城鎮化水平還不及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現象是由一種控制公民定居模式的共產主義制度造成的。如果沒有這種控制，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60%，而非52%。如果政府推出更多扶持政策，到2030年時中國城鎮化率很可能達到80%，與今天的韓國差不多。
許多觀察人士質疑城鎮化是否真的利大于弊。李克強的目標能否實現，將取決于三個因素。首先，城鎮化能否帶動生產率提高？這是讓窮人和富人、農村人和城市人都能受益的必要因素。其次，城鎮化能否以財務上可持續的方式實現？第三，中國能否避免人口過度密集導致的一些弊端？這類弊端困擾著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大城市。如果要在下一次全國人大會議上拿出一份藍圖，就必須解決這三個問題。
城鎮化可促使中國轉變增長模式，更多地依賴生產率和消費，而非投資和出口。城鎮化可能還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城市的潛在生產率提高比鄉鎮地區大得多，如果鄉鎮地區的勞動者遷往大中城市，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生活可能會有所改善。農村地區約40%的勞動力仍未得到充分利用，他們大多是在從事農業生產，而農業目前只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城鎮化能為較貧困的農村勞動者提供收入更高的工作機會，并為那些選擇留在農村的人提供更多可用的土地，從而緩解收入不均。
要實現這一點，中國必須放開戶籍制度，以增強勞動力的流動能力。這將刺激消費，因為外來人口將在住房和社保服務方面享有與本地戶口居民同等的待遇——由此會創造出需求，使得額外的基礎設施投資變得可以維持。鑒于在勞動者技能、金融與市場服務以及消費者方面的聚集效應有利于提高生產率，一線城市將繼續快速發展。
李克強城鎮化計劃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如何籌措計劃所需的資金。當局正在討論的方案是，在未來十年發行40萬億元人民幣市政債券，為城鎮化計劃提供資金。有些人為這一方案感到鼓舞，認為它能深化資本市場、并助中國減少對銀行融資的依賴。但也有許多人對該方案存有疑慮。
該方案假定，地方政府會發行市政債券，并根據自己的財政能力確定所發債券的條款。這會鼓勵地方政府開發一些更可持續的收入來源，減少對售地收入的依賴。
但問題在于，這個發債融資的方案可能最終與現行的做法——國有銀行向地方政府融資實體直接放貸——并無多大區別。市政債券的買家仍將以國有銀行為主。考慮到國有銀行會承受購買市政債券的政治壓力，它們可能會把風險評估放在第二位考慮。盡管如此，該方案仍向開發更透明、更可持續的融資工具邁進了一步。
更快速的城鎮化可能會損害城市的市容和治安，加劇城市的擁擠。然而，對中國而言，城鎮化加速帶來的風險，更大程度上在于治理不力、以及政策未能促進土地有效利用，而不在于城市規模過大。比如說，北京的核心城區就未得到合理利用，市民買得起的住房離辦公區“十萬八千里”。北京癡迷于環形道路，但這種道路并未疏導交通，而是阻礙了交通。結果，北京的通勤時間長得離譜，造成了毫無必要的交通相關污染；人口居住分散還加大了修建學校、排水系統以及其他社會基礎設施的資金成本，導致社會服務的提供成本升高。
特大型城市的商業可行性不在于為骯臟的工業生產提供場所，而在于提供那種需要將知識密集型活動集中化、并且貼近各種消費者市場的服務。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模式以及可持續消費需求轉型的關鍵就在于此。
李克強的城鎮化計劃潛力巨大，[海口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理應獲得支持。但我們不應低估變革面臨的阻力。反對者包括那些不歡迎外來人口流入的市長和本地戶口居民，以及受益于不透明的土地開發管理程序的官員和開發商。這位新總理必須下定決心，才能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推進這一宏大的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