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性發展態勢的持續
2013年，[廣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信托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充滿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經濟下行增加了信托公司經營的宏觀風險，利率市場化加大了信托公司經營的市場風險，年中和年末的兩次“錢慌”引發了對流動性風險的擔心，頻繁發生的個案風險事件引起了對信托業系統性風險的擔憂；繼2012年“資產管理新政”以來，2013年商業銀行和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資管計劃的推出，全面開啟了“泛資產管理時代”，進一步加劇了競爭；財政部等四部委2012年底發布的規范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的“463號文”以及2013年3月份銀監會發布的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的“8號文”，增加了信托公司政信合作業務和銀信合作業務的不確定性。所有這一切使信托業一直處于社會的關注熱點之中，不少人認為信托業又站在了發展的“十字路口”上。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年末信托公司主要業務數據表明，信托業經受住了上述考驗，繼續保持了良性的發展態勢，再次在叢叢疑云之下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一）信托資產規模再創歷史新高
2013年，信托公司信托資產總規模為10.91萬億元，與上年7.47萬億元相比，同比增長46.00%。從信托財產來源看，單一資金信托占比69.62%，同比增加1.32個百分點；集合資金信托占比24.90%，同比減少0.3個百分點；管理財產信托占比5.49%，同比減少1.01個百分點。從信托功能看，融資類信托占比47.76%，同比減少1.11個百分點；投資類信托占比32.54%，同比減少3.3個百分點；事務管理類信托占比19.70%，同比增加4.42個百分點。從資金信托的投向看，工商企業占比28.14%，同比增加1.49個百分點；基礎產業為25.25%，同比增加1.63個百分點；金融機構占比12.00%，同比增加1.79個百分點；證券市場占比10.35%，同比減少1.2個百分點；房地產占比10.03%，同比增加0.18個百分點；其他占比14.23%，同比減少3.89個百分點。2013年，信托資產結構仍然以單一資金信托、融資信托與工商企業運用為主，但具體比例與去年相比略有變化，這是信托公司在政策與市場之間進行適應性選擇的結果。
（二）固有資產規模繼續穩步增加
2013年，信托行業固有資產總規模為2871.41億元，與上年2282.08億元相比，同比增加25.82%；平均每家固有資產42.23億元，與上年平均每家34.58億元相比，同比增加22.12%（2013年68家，2012年66家）。全行業實收資本總額為1116.55億元，與上年980.00億元相比，同比增加13.93%；平均每家實收資本為16.42億元，與上年平均每家14.85億元同比增長10.57%。2013年度，全行業所有者權益總額為2555.18億元，每股凈資產為2.29元，與上年總額2032.00億元和每股凈資產2.07元相比，同比分別增加25.75%和10.63%；平均每家凈資產37.58億元，與上年每家30.79億元相比，同比增長22.05%。
（三）經營效果持續保持良好勢頭
2013年度，信托公司全行業經營收入總額832.60億元，平均每家12.24億元，與上年638.42億元總額與每家9.67億元相比，同比分別增長30.42%和26.58%；經營收入中，信托業務收入占比達到73.44%，同比略減0.48個百分點。全行業實現利潤總額568.61億元，實現人均利潤305.65萬元，平均每家實現利潤8.36億元，與上年441.40億元利潤總額、291.30萬元人均利潤和平均每家6.69億元相比，利潤總額同比增加28.82%，人均利潤同比增加4.93%，平均每家利潤增長24.96%。2013年度，全行業實現的凈資產收益率為22.25%，同比增加0.53個百分點。就已清算信托項目實現的平均年化綜合信托報酬率和年化綜合實際收益率而言，2013年度分別0.71%和7.04%（以12月份清算信托項目為樣本），相比上年的0.75%和6.33%，信托公司實現的平均年化綜合報酬率同比降低了0.04個百分點，但受益人實現的年化綜合實際收益率則提高了0.71個百分點。
信托公司2013年度之所以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經濟、市場和政策環境下，繼續獲得規模與效益的雙豐收，保持良性發展態勢，仍然得益于信托業務在制度安排上的靈活性以及理財市場的成長性。靈活的制度安排和雄厚的市場基礎，不僅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和未來，將一直是信托業保持發展活力的根本源泉。
二、多種挑戰下的發展疲態
（一）信托資產規模增速趨緩
2013年，信托業信托資產規模雖然再創歷史新高，但增速已有趨緩之勢，發展開始顯現疲態。就同比增速而言，2013年為46.00%，較2012年55.27%的增速下降了9.27個百分點，首次結束了自2009年以來連續4年超過50%的同比增長率。就季度環比增速而言，2013年度前3個季度環比連續下降，這是信托業自2010年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之后從未出現過的情況，2013年1季度環比增速為16.86%，較2012年4季度18.20%的環比增速下降了1.34個百分點；2013年2季度環比增速為8.30%，較1季度更是大幅下降了8.56個百分點；2013年3季度為7.16%，相比2季度又下降了1.14個百分點；雖然4季度環比增速回升到7.66%，與3季度相比也僅小幅回升了0.5個百分點。季度新增信托資產規模方面，在2010年4季度—2013年1季度之間的兩年多時間，全行業季度新增信托資產規模除個別季度外，一直表現為正增長趨勢，但從2013年2季度開始，首次出現了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2季度新增1.50萬億元，相比1季度減少0.15萬億元；3季度新增1.31萬億元，相比2季度又減少了0.19萬億元；雖然4季度重新獲得了正增長，新增1.54萬億元，但較3季度僅小幅增長了0.23萬億元。
（二）增速趨緩的挑戰因素
2013年信托業開始顯現的發展疲態，根本原因是支撐信托業快速發展的主流業務模式，即發揮私募投行功能的融資信托業務模式（私募投行業務），在新的經濟背景下開始遇到不可避免的挑戰。信托公司雖然一直不乏信托業務的產品創新，但多限于在私募投行業務模式下對融資交易結構安排與融資風險管理方面的創新，涉及產品功能方面的創新則較少。
2013年信托公司主要業務數據表明，雖然從功能口徑統計的融資類信托占比不足50%，為47.76%，但從資金信托運用方式口徑的統計看，以貸款、可供出售及持有至到期投資、買入返售三種方式運用的信托資金，在實際操作層面，基本上可以歸口為融資信托資產，此三種方式運用的信托資金規模達到6.96萬億元，占資金信托總規模的比例則高達67.49%，其中：貸款占比47.13%，可供出售及持有至到期投資占比18.52%，買入返售占比1.84%。
以融資信托為產品表現形式的私募投行業務，之所以能夠成為制度重構后信托業的主流業務模式并支撐近年來信托業的快速增長，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制度因素。現行信托公司的制度安排，不僅許可信托公司創設單一信托產品和集合信托產品，還允許信托公司采取包括貸款在內的多種融資方式直接將信托資金運用于特定企業和項目，這就是通常所說信托業務具有的“多方式運用、跨市場配置”的特點。
而且，在2012年下半年之前，在所有的資產管理機構中，制度上只允許信托公司的理財產品即信托產品具有私募投行業務性質的融資功能，這使得信托公司長期以來幾乎成為唯一可以從事私募投行業務的資產管理機構。二是市場因素。長期以來，我國處于金融抑制狀態之中，以銀行貸款為主導的間接融資和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融資，均無法充分發揮市場化的融資功能，導致大量優質企業和項目的融資需求不能從正常的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獲得滿足，信托公司以融資信托方式開展的私募投行業務正好滿足了這一需求。
結果是，塑造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具有私募投行業務功能的融資信托市場。在信托業快速增長的這幾年間，融資信托市場不僅規模大，而且風險相對小。這是因為，一方面，這一期間融資信托的交易對手，主要是那些本來具備銀行和資本市場融資資質而僅因為金融壓抑而無法獲得融資的優質企業和優質項目，因而，融資信托基礎資產的微觀風險較低；另一方面，這一期間，我國經濟處于長期的景氣增長通道之中，融資信托基礎資產的宏觀風險也相對較小。
私募投行業務之所以發展成為目前信托公司的主要增長模式，而且總體風險處于可控狀態，根本原因乃是上述制度因素和市場因素所帶來的歷史性機遇，信托公司只是適時把握了這種機遇。然而，信托業流行至今的私募投行業務模式目前已經面臨巨大的挑戰。這是因為自2013年開始，支撐過去信托業增長的私募投行業務模式，其基礎已然開始發生變化，從長遠看，必將動搖、瓦解。變化的因素來源于三個方面：
一是金融環境的變化。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大幕已經漸次拉開，銀行信貸融資市場化和資本市場融資市場化是金融自由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主流融資環境（銀行貸款為主體的間接融資和資本市場為主體的直接融資）勢必日益寬松，歷史上通過信托融資的優質企業和優質項目將漸次回歸銀行和資本市場，真正需要通過信托融資的客戶資質將逐漸降低，甚至主要表現為“垃圾債”。其結果就是，未來融資信托市場將呈現一個需求規模遞減而微觀風險遞增的趨勢。
二是經濟環境的變化。2012年開始，我國經濟增長結束了過去平均高達2位數的增速，開始步入了一個調整的下行通道之中。新的增長動力的形成涉及到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進一步改革，其過程將充滿著艱險。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增長在宏觀上將處于一個弱增長周期之中。這意味著，未來信托公司以融資信托方式從事私募投行業務時，其基礎資產的宏觀風險與過去相比，將大大放大。
三是經營環境的變化。2012年以前，信托公司從制度安排上講，幾乎是唯一能夠從事私募投行業務的資產管理機構，享有制度紅利。但是，2012年下半年各監管部門陸續推出了資產管理“新政”，賦予其他資產管理機構的理財產品具有不同程度的類似信托產品的私募融資功能，資產管理泛信托時代已經到來。這意味著在私募投行業務市場上，信托公司將面臨多方面的競爭。
上述三方面挑戰，對信托公司私募投行業務模式的影響，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需求遞減，風險遞增，競爭激烈。在此背景下，雖然從短中期來看，私募投行業務仍有相當的市場基礎，但從長期來看,私募投行業務的市場基礎將日益萎縮，如果信托公司主流業務模式不適時進行戰略轉型，信托業發展趨緩之勢就是一個大概率事件，2013年度開始顯現出的發展疲態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三、風險事件背后的真實隱憂
（一）被夸大了的系統性風險
2013年個案信托項目風險事件時有發生，引發了社會對信托業系統性風險的擔憂。據統計，2012年信托行業到期清算出現問題的信托項目大約有200億元，相比當時7.47萬億的信托資產總規模，不良率僅為千分之2.68；2013年被媒體曝光的信托項目風險事件又有十多起，問題項目的總金額也有所上升，但是相對于十萬億的規模而言，不良率仍是非常低的。
由于信托項目實行獨立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托行業的風險事件很難被隱瞞，盡管經濟下行通道中包括信托資產在內的金融資產不良率會有所提升，但從已經披露的問題信托項目看，仍然屬于個別事件，不屬于普遍現象。況且問題資產不等于損失資產，從實際情況看，近年來發生的問題信托項目最終都得到妥善解決，幾乎沒有發生實際損失，也沒有出現具體信托公司因個案信托項目風險事件而陷入經營困境的情況。
而且，由于監管部門長期以來對信托業實行信托賠償準備金制度和凈資本約束制度，信托行業的風險抵御能力也不斷增強。截止2013年底，全行業計提的信托賠償準備金已達90.60億元，可以覆蓋200億元問題資產的45.30%；全行業凈資產高達2555.18億元，是200億問題資產的12.78倍。因此，信托資產質量到目前為止總體表現相當優良，不可能發生系統性風險，所謂的系統性風險顯然是被夸大了。
本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個案信托項目出現風險事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只要在正常的風險敞口之內、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就不應該被過度關注，人為引起恐慌。信托行業個案風險事件之所以屢屢被過度關注甚至被不恰當放大，乃在于時至今日，社會對信托業仍然普遍缺乏正確的認識，存在著這樣一條錯誤的認識邏輯鏈條，即信托項目是高風險項目—信托公司缺乏風險管理能力—信托項目風險需要“剛性兌付”—信托公司缺乏清償能力—信托業容易發生系統性風險。而上述認識邏輯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均是對信托業的誤解和誤讀。
信托項目有風險，但不等于是高風險項目；信托公司風險管理能力有待提升，但不等于沒有風險管理能力；信托項目風險存在“剛性兌付”現象，但本身不是制度約束，而是信托公司基于聲譽維護、受托人職責履行和自身能力等因素考慮下的策略選擇；信托業的責任機制不以負債業務為基礎，而是以不盡職管理的賠償責任為基礎，信托業在凈資本約束下完全具有與自身責任機制相匹配的清償能力；信托公司經營的信托業務是受托理財業務，業務風險奉行“買者自負原則”，在制度安排上，信托業恰恰是最不容易發生系統性風險的金融行業。因此，對信托行業的風險評估，需要對于信托業務的性質和信托公司的責任機制能夠準確認知，否則，就容易發生誤判，誤導投資者，引發不必要的恐慌。
（二）風險事件的警示效用
雖然信托業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不大，但頻繁的個案信托項目風險事件的發生，確實也暴露出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對行業經營者和監管者敲響了警鐘。風險事件的警示作用是明顯的，起碼有三個方面需要予以足夠重視：
一是全面的盡職管理意識和能力。信托公司近年來發生的個案信托項目風險事件，暴露出的最大問題是兩個:一是全面盡職管理意識不足，對于一些項目特別是來自銀行的項目，盡職管理意識比較淡漠，粗放決策，疏于管理；二是全面盡職管理能力有待提升，管理重心過于集中于項目本身，缺乏基于行業分工的行業總體研判能力，導致行業發展周期風險管理能力的缺失。無論是對受益人負責，還是對自身負責，信托公司風險管理的第一道防線乃是全面的盡職管理意識和能力，這是信托行業長期健康發展的生命線。所幸的是，無論是行業經營者還是行業監管者，對這一點均已有充分的認識和重視。
二是理性的“剛性兌付”策略。“剛性兌付”雖然不是制度約束，乃是信托業基于多種因素考慮所采取的經營策略，這對制度重構后信托業的起步發展階段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但其負面作用也開始日益顯現：一是不利于信托產品投資者的成熟；二是不利于信托公司全面盡職管理能力的提升；三是招致行業風險的過度關注和不恰當猜想。從信托業長期健康發展角度，信托公司必須理性對待“剛性兌付”策略，對具備條件的信托項目，應該逐步排除“剛性兌付”的魔咒，雖然短期會有陣痛，但只有破剛，才會有行業持續健康的長遠未來。
三是可行的行業穩定機制。盡管信托業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很小，絕大多數公司對于個案信托項目風險事件也有處置能力，但是在經濟下行周期中，也不排除個別管理能力弱、財務實力不強的信托公司因為單體信托項目風險事件（不管是出于“剛性兌付”策略選擇而承擔風險，還是出于不盡職管理而承擔賠償責任）發生公司危機甚至倒閉、破產的情形。如何防范不因個別公司的危機而波及行業發展的穩定，是信托業未來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就需要建立可行的行業穩定機制。在2013年信托行業年會上，監管部門明確提出了加快行業穩定機制的建設問題。行業穩定機制的建設尚需全行業群策群力！
四、悄然開始的轉型之旅
（一）信托業發展的“拐點”到來了嗎？
如前所述，支撐信托業過去發展的私募投行業務模式在新的經濟形勢和經營環境下，已經遭遇到嚴峻挑戰。這種挑戰已經在2013年度全行業增速趨緩的事實中反映出來。這是否意味著信托業的成長周期已經結束？信托業的發展拐點已經到來？對此，《2013年3季度中國信托業發展評析》中已經作了專題分析，即信托業的成長拐點尚未到來，信托業的經營拐點已經到來。
說信托業的成長拐點尚未到來，是因為信托業發展的市場基礎依然雄厚。信托業的發展，從中短期看，會受政策取向轉變與經營環境變化的影響，但從長期看，最終還是要取決于理財市場的需求規模。得益于不斷深化的市場化改革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并積聚了巨額的財富，由此催生了巨大的資產管理需求，形成了長期增長的資產管理市場。從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的經驗來看，信托資產的規模與GDP的規模具有正相關關系，一般是GDP規模的2倍上下。
照此推演，我國資產管理市場的規模起碼應該在百萬億元以上。而目前，加上信托業在內的資產管理規模尚不足40萬億元（據有關方面統計，銀行理財規模約為10萬億元，基金業管理的資產規模為4.2萬億元，證券公司的受托資產規模為5.2萬億元、保險資產管理規模為8.3萬億元）。據此，中國的理財市場仍然處于成長周期之中，理財需求規模的拐點尚遠未到來。這預示著信托業長期增長的周期還沒有結束，在未來的相當長時間內，信托業規模的快速增長仍然可以期待。
說信托業的經營拐點已經到來，是因為支撐信托業過去幾年快速增長的主導業務模式即非標準化的私募融資信托，在多種因素挑戰下，將呈現出日益需求遞減、風險遞增、競爭加劇的中長期趨勢，這意味著信托業再也不能簡單依賴過去機會驅動的私募融資信托經營模式，來抓住成長市場中的巨大的未來發展機會。換言之，信托業的成長拐點雖然沒有到來，但經營拐點確實已經到來了，信托業要抓住未來發展的大機遇，經營模式確實迫切需要提升和轉型。
（二）信托業的轉型之路
探尋能夠抓住未來市場發展機會的信托業務模式，就會發現：信托公司未來業務的邏輯起點必須進行切換，即從融資方的融資需求切換到投資方的投資需求上來，即更多地立足于委托端客戶的理財需求開發，設計相適應的信托產品。由此出發，信托業未來的轉型之道不外有三：
一是基于私募投行的業務優化。投行業務的功能是把企業和項目的融資需求創設為可投資的金融產品。雖然長遠來看，信托公司私募投行業務的市場前景將日益萎縮，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從短中期來看，仍有相當的市場基礎，信托公司仍有必要憑借其先發優勢，繼續開展。
但是，[深圳瑞豐注冊香港公司]未來信托公司開展的私募投行業務，必須進行模式優化。首先，要建立起與對應融資基礎資產類型（信用融資、資產融資和項目融資）相適應的體系化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能力；其次，要綜合運用受益權分層、受益權流動化等金融技術，以降低優質融資對象的綜合交易成本，使融資信托產品在成本上具有競爭力；再次，要逐步建立以行業為基礎的組織化的專業融資管理能力，以避免行業周期波動帶來業務不定性和風險性。優化的目的，乃是改變過去市場機會驅動的粗放式發展模式，而轉移到以專業能力驅動的精細化發展模式上來。
二是基于資產管理的業務轉型。資產管理業務的功能是把投行創設的金融產品，按照特定的投資策略構建為投資組合驅動的理財產品。資產管理業務創設的理財產品，通過特定投資組合的構建，一方面進一步豐富了理財市場上的可投資金融產品，可以更好的滿足投資者多樣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緩釋了理財產品本身的風險集中度，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近年來，信托公司已經在嘗試創設以投資組合驅動的具有資產管理性質的信托產品，但尚未形成體系化的產品策略和匹配的投資管理能力，因此，難以滿足不同投資偏好的投資者需求。這是未來信托公司應當著力加強之處。
三是基于財富管理的業務轉型。財富管理業務的功能是針對特定投資者的需求，幫助其構建個性化的資產配置方案并篩選相應的投資產品，同時，還可以提供諸如財務稅收規劃、財富傳承安排、慈善捐贈安排等輔助服務。
根據胡潤研究院與群邑智庫聯合發布的《2013中國財富報告》，2012年底中國大陸千萬富豪人數已達105萬人，其中億萬富豪人數達6.45萬人。顯然，私人財富管理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信托因具有信托目的靈活性、信托財產獨立性、配置方式多樣性等特點，恰恰是最適合進行私人財富管理的一種制度安排。因此，信托業向財富管理業務轉型，可謂前景無限。信托業向私人財富管理業務轉型時，應當著重培育三大能力：理解客戶需求并將其類型化的能力、個性化資產配置方案及其輔助服務的設計能力、資產配置方案的實施能力。
（三）信托業轉型的經營基礎
信托業的轉型之路必將充滿新的挑戰，需要重新建構業務模式，打造新的業務能力，并進行相應的組織變革。但是，信托業的轉型本身并不是空中樓閣，不是水中月、霧中花，除了成長的理財市場這一重要基礎外，本身也具有可支撐成功轉型的雄厚經營基礎。十多年基于私募投行業務的發展之路，信托業已經建立了比較健全的組織體系、控制體系、流程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初步鍛造了從融資到投資到服務的風險管理能力、投資管理能力和客戶服務能力，積累了包括投資端客戶、交易端客戶和合作端客戶在內的龐大客戶群體，打造了一支1萬多人的行業從業隊伍。所有這些都是信托業能夠成功轉型的現成抓手，所需要的只是決心和勇氣以及變革的執行力。
事實上，信托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適應市場變化的業務模式的探索。近年來，信托公司不僅在傳統私募投行業務領域不斷創新融資信托產品模式，持續改進風險管理水平，不斷提高盡職管理能力；而且，在資產管理業務領域，也不斷推出了具有組合管理性質的基金化投資信托產品。
比如，多家公司開發了現金管理類開放式信托基金，滿足了流動性偏好的投資者需求；一些公司推出了具有品牌標識的“全市場配置”型資產管理信托產品，力圖構建覆蓋流動性管理、融資、投資等多方式運用，且跨期限、跨領域和跨標的配置的系列化、標準化資產管理產品線，以滿足不同偏好的投資者需求；一些公司在證券投資等傳統投資領域以及不動產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實物資產投資等另類投資領域嘗試了具有組合管理特點的信托產品；不少公司還推出了“TOT（信托中的信托）”、“TOF（基金中的信托）”、“FOF（基金中的基金）”等基金組合管理的信托產品。
在財富管理業務領域，信托業也從沒有停止過探索和創新步伐，不斷延伸和深度挖掘信托制度本身具有的靈活服務功能，推出了資產證券化信托、企業年金信托、土地流轉信托、消費服務信托、公益信托、私人財富管理信托、家族信托等一系列功能全新的信托產品和信托服務。
我們有理由相信，信托業只要踐行一以貫之的變革和創新精神，必將能夠成功轉型，及時抓住未來發展的新機遇，并推動行業邁上一個新的發展臺階！
